2019年3月，在全國政協分組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凌友詩提出了這樣的建議：“全國兩會可以參照地方省市的做法，邀請臺灣青年、港澳青年列席，讓他們真正了解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
凌友詩是一名生于臺灣、長于臺灣，長期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臺籍政協委員。2018年是凌友詩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第一年，這一年，她履職收獲滿滿。在凌友詩看來，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真正體現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她說：“全國政協是集合了全國各界精英的政治協商團體，我們每一個人都恪盡職責，在沒有惡性競爭的情況下，就我們所學所知，對國家建言獻策。國家對我們的建議也非常的重視，會認真、詳細、負責的答復。”
凌友詩熟知兩岸的社會生活和政治制度的差異，也深知島內民眾對大陸政治體制知之甚少，為此她建議讓臺灣青年列席全國兩會。事實上，在上海、廣東、浙江等地的地方兩會上，早有港澳青年受邀列席的先例。
2019年1月，來自澳門的青年李淑敏受邀列席上海的政協會議，她見證了政協委員們傳達民聲，建言資政的工作過程。“香港、澳門的立法會上，立法會議員可以代表民眾發聲；還有一些咨詢會我們也可以到現場去聽、或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們原來以為內地沒有這樣的平臺給民眾發聲，但是經過這幾天的會議，我覺得政協委員已經把民眾所有的聲音都傳遞出來了。”
無論是參會委員，還是列席嘉賓，都真切的感受到了政治協商制度的優越性。作為委員，凌友詩也珍惜每一次資政建言的機會。每一次的分組會上，她都會“講真話、戳痛點”；每次會后，她也積極配合記者的采訪，發表自己的觀點。在回答記者“如何評價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這一問題時，凌友詩由衷為之點贊，“政治協商制度是一種廓然大公的制度、是非常有效率的制度，對我們未來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中國方案。”
先賢程頤用“廓然而大公”來形容拋開私欲、物我兩忘的君子；凌友詩用“選賢與能”、“廓然大公”來評價政協委員們傾聽民意、匯聚民聲、傳達民情、議政協商的民主協商工作。那么，在“政治協商”這種協商民主模式下，政協委員們又是如何匯聚民意，傳遞民聲，做到為人民服務的呢？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臺聯副會長楊毅周說，政協委員每年參加全國兩會雖然才短短十幾天，但是前期的調研工作貫穿了整整一年，是有備而來，有的放矢。“這一年來，政協委員都沒有閑著，我們圍繞著自己關切的問題，做前期的調研，或者是平常有意收集各種意見和資料。”
先做調研、再寫提案、協商落實是政協委員們建言資政的方式。楊毅周說，政協委員提交的提案很多都已經得到落實，譬如“31條惠臺措施”就是對委員們的提案一個很好的回應。
“我們提交了有關取消臺灣同胞在大陸的職業資格限制的提案，很快就得到了相關部門的回應。后來在‘31條惠臺措施’中就規定，臺灣同胞可報名參加53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81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事例。”
除了上交提案，協商落實制度之外，政協委員們在全國兩會上對政府提交的“成績單”進行重新的評估和審議，起到監督的作用。在凌友詩看來，政協委員們不僅匯聚民意、傳達民聲，也把脈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發揮民主監督的作用。凌友詩介紹，“我們有四場分組會議，都是討論李克強總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我們字斟句酌，對于政府的工作哪些方面需要加強都會提出具體意見。”
楊毅周是全國臺聯專職副會長，2018年，他為多個來大陸交流的臺灣團體介紹了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他介紹，“很多臺胞聽完之后都表示很驚訝：原來我們的政治協商制度有這么多優勢！”
今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倡議，“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系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華東師范大學學者包承柯表示，這是政治協商制度運用在處理臺灣問題上，用在實現國家和平統一的過程中，是一項新的嘗試，是一項非常有益的創舉。
他說：“通過兩岸人民的民主協商，找到‘兩制’臺灣方案，實現兩岸和平統一，這就是大陸向臺灣同胞發出的最大善意，是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化敵為友、化解分歧的最好方法，是兩岸民眾溝通情感的橋梁。”
針對臺灣當局將倡議惡意曲解為“非和平、非民主的作法”，甚至威脅臺灣民眾或團體不得參與協商，海協會會長張志軍指出，這是剝奪臺灣民眾表達意見的權利。而生長在臺灣的凌友詩則慨嘆，“臺灣政黨的惡性競爭已經讓民眾厭惡，他們也不知道選誰好”。的確，曾經，臺灣因“政治民主”而自豪，然而，當下人們卻看到，有了選票的臺灣民眾并未能選出他們滿意的“執政者”，“選一次，便要忍受四年”也成為常態。凌友詩認為，這值得臺灣社會反思。（來源：海峽之聲廣播電臺 記者 張笛 鄭穎）
全國政協臺聯分組會（張笛攝）
凌友詩接受采訪（張笛攝）
楊毅周在全國政協分組會發言（張笛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