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派記者巫月樺／台北報導】陳建仁副總統日前接受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專訪，針對近期臺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防疫策略、臺灣被世界衛生組織（WHO）排除在外之影響、及全球合作抗疫等議題，回答媒體提問。
專訪問答內容如下：
問：回顧臺灣過去的經驗，貴國在2002年及2003年遭受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嚴重衝擊，請問當時學到了什麼？是否規劃未來發生疫情時，實施普篩？備齊個人防護裝備、加護病房的額外容量、呼吸器及重症照護病床等設備？
副總統：臺灣在2003年爆發嚴重SARS疫情。在那次的疫情當中，我們學到三件事：審慎以對、迅速應變及超前部署。就審慎以對而言，我認為，監測全世界的新興傳染病，是非常重要的。回顧2002年，我們很早就從香港得知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我們以為不致快速蔓延，但並非如此。因此，我認為，對全世界所有新興傳染病的監測非常重要，特別是在這個區域。我們知道中國是個人口眾多的大國，是多種新興傳染病的發源地，除了2003年的SARS，還有2005年的H1N1禽流感、H7N9禽流感，以及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因為我們緊鄰中國，所以必須十分謹慎地監測各種新興傳染病。幸運的是，12月31日，我們疾病管制署的同仁在PTT（電子布告欄）上，發現一則來自武漢的通告，疾管署副署長隨即在署內群組中分享，疾管署就發送電子郵件給中國疾病控制中心、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衛生條例」（IHR）聯繫窗口。
這就是審慎以對，小心監測周遭所有可能的疾病。其次，在必要時迅速發布旅遊警示。第三是強化邊境檢疫，檢測出所有境外移入病例。例如，這次我們發現中國有不明原因的非典型肺炎傳染病，而且病患被隔離治療，這表示有人傳人的可能，所以我們對武漢直航班機回來的所有乘客進行機上檢疫。強化邊境檢疫非常重要，對密切接觸者或從疫區來的乘客加強14天的居家檢疫也很重要。在SARS疫情時，我們發現院內感染特別危險，所以我們必須謹慎以對。升級我們的傳染病醫療體系，尤其是醫院感染管制及為染疫者提供隔離病房也相當重要。我們必須有一個傳染病醫療防治的國家網絡。這次，我們指定了幾家醫學中心，必須在各自的隔離病房照顧病人，避免把每位病患都送到同一家醫院，類此措施在任何疫情爆發前就得先規劃好。有關個人防護裝備，提供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與其他醫療物資也很重要。當時我們缺乏N95口罩，真的相當艱難，所以這次我們從中記取教訓，知道必須有一套口罩配發制度。也必須增加口罩的產量，多虧了口罩國家隊，我們現在一天可以生產超過1,300萬片口罩。
問：1,300萬片？
副總統：沒錯，1,300萬片。下週我們預計每天可以有1,500萬片口罩。再來就是推廣衛生教育，讓民眾知道居家檢疫時該怎麼做，或者學童在學校時該怎麼做等等。衛生教育非常重要，風險溝通也是，我們必須讓所有的疫情資訊透明，資料開放系統絕對有必要。
問：能否請教有關設備的問題，貴國人均重症照護病床數及呼吸器的供應如何？
副總統：有關呼吸器、隔離病房、及必要的負壓隔離病房，臺灣在最大容量上，有2萬間隔離病房，14,000台呼吸器，這是臺灣的情形。另外，我們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因為防疫不僅是衛生福利部的工作，而是跨部會的協力合作，如邊境檢疫就涉及交通部，內政部也很重要，因為警察和民政人員必須掌握居家檢疫狀況等。因此，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扮演協調整合各部會的角色，至關重要。我們了解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防疫不能只靠衛福部或其他政府機關，而是每個人都必須參與其中。政府和人民協力，非常重要。
問：臺灣是個人口將近2,400萬的島嶼，防疫策略如何成功複製到美、英等大國？這些國家還可以做些什麼來因應？對於已爆發社區傳播的國家來說，現在仿效臺灣的成功模式，是否為時已晚？還有哪些可以借鏡？
副總統：任何國家對疫情的防堵，永遠不嫌晚。當然，各國都必須根據當前情況因時因地制宜，但是我認為，其他國家仍可採行臺灣的良好策略來抗疫。例如，社交距離絕對是重要的，臺灣和其他國家都在推行維持社交距離。社交距離很重要，但如何讓民眾知道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也是重要的，就是要常洗手、量體溫，並在必要時戴口罩。如果是密切接觸者，最好不要住在一起，也不要一起用餐。在家裡，最好有單獨的房間。我認為衛生習慣搭配社交距離，缺一不可。另外，我認為沒有必要為了保持社交距離而停止所有的活動。根據相關理論推算，只要超過50％的總人口各自減少50％的社交活動，就可以控制疫情。因此，不必停止所有活動，可以去上學、上班，做必要的事，但必須減少非必要的娛樂活動，例如去娛樂中心、旅遊等。我認為只要民眾改變生活方式並減少不必要的社交，就可以有效控制疫情。除了社交距離外，我認為居家檢疫對所有國家來說，都非常重要，尤其與確診感染個案有密切接觸者，必須居家檢疫14天，在這段期間，我們必須密切注意健康情形變化，我們的警察與公務員每天電話聯繫隔離者，了解他們的健康狀況以及需要，讓居家檢疫者覺得很放心並且受到妥善照顧，所以，我認為居家檢疫非常重要。我認為第三個重點是提供第一線醫護足夠的個人防護設備，英國和美國都在勉力而為，臺灣願意提供幫助。另外一個重點是，我們必須相互幫助，分工合作，儘快研發快速篩檢、抗病毒藥物，甚至疫苗，透過這些努力，我認為我們可以遏制疫情。
問：很不幸地，特別是在英國，我們看到了高感染率、高死亡率，您對英國有什麼特別的建議嗎？在這種情況下，普篩有幫助嗎？
副總統：在臺灣，我們未進行普篩，是因為在395個確診病例中，僅有14%是本土病例，在這55個本土病例中，僅有10例找不到感染源。我們可以清楚地追蹤到傳播鏈，所以不需要進行普篩。但是只要出現大量未知感染源的病患時，就必須做普篩。但有時普篩缺乏效率，也不符成本效益。介於普篩和指定檢測之間，我建議密切接觸者必須優先採檢，再來是高風險群。所謂高風險群，是指醫護人員、超市收銀員、公車及計程車等大眾運輸的司機等。這些人被感染的風險較高，必須先檢測，如果他們沒被感染，那麼別人也不會被感染。所以，高風險人員檢測很重要，但必須先區分出哪些人是高風險群，哪些不是，包括感染者的同事或同學。我指的是密切接觸者，絕對必須更謹慎地監測，否則花費很多時間，但效率卻很低，成效也不佳。
問：從西方的疫情規畫文件可以明顯看出，他們從未設想過當今歐洲或美國部分地區的封城狀態。西方國家原本可以善加利用兩個月的時間，向亞洲學到更多因應這次疫情的方法。您的看法為何？
副總統：遺憾的是，亞洲國家受到新興傳染病衝擊的風險一向居高。我剛剛已經說過其中原因。因此當SARS疫情爆發時，包括越南河內、新加坡、香港等等，都受到嚴重衝擊，這就是「生物定時炸彈」。新興疾病可能隨時出現，難以預料，所以我們都做了較好的防備，這也是香港及新加坡都做得很好的原因。韓國雖沒有歷經SARS疫情，但曾經爆發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ERS）疫情，因此也學到經驗。當H5N1禽流感出現時，因為會傳人，致死率也很高。當時，韓國、日本及東南亞都高度警戒。基本上，我們處於比歐美國家人民更危險的境地，人們每次都從災難中汲取教訓，我覺得這點非常重要。但是隨著人與人的交流變得密切，世界似乎顯得越來越小，就像個地球村，我們都是一家人，當然要分享資訊，讓資訊透明，並快速知會大家。這就是世衛的任務，世衛一旦收到警示，就必須有警覺立即行動，並迅速因應。當2003年爆發SARS疫情時，世衛建立了「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警示制度。2009年H1N1新流感發生時，第一起病例出現後約一個月，世衛宣告PHEIC。當時，只有三個國家受到衝擊，他們就宣告PHEIC，告訴大家：「有危險喔，大家要小心！」所以全世界都進行快篩，我們也準備好瑞德西韋和克流感等抗病毒藥物。2009年5月爆發疫情，到了2009年9月，我們很快就研發出疫苗，因為我們迅速獲得警示。但是，這次的新冠病毒，據說去年12月初就出現第一起病例，也有傳言是12月中，但直到今年1月底世衛才宣告PHEIC。更糟的是，他們認為這個PHEIC只是受到全球關注的公衛緊急事件，不需要發出旅遊警示。我難以理解的是，如果無須旅遊警示，世衛何需宣告PHEIC？當時，全世界已經有19個國家有病例，超過8,000個確診案例，所以為時已晚。我認為，接收到負責收集資訊者的通告後，所有國家都必須保持警覺，並迅速因應，這非常重要。
問：您認為世衛在此次新冠病毒疫情期間為何做出不同反應？世衛將臺灣排除在外，這對臺灣和世界其他地方有何影響？
副總統：我不解世衛何以反應不同以往，因為我們並未受邀參加1月22日至23日的緊急會議。但在此之前，我們已要求中國疾病控制中心，讓我們派兩名專家前往武漢訪查。我們雖然沒有獲得「非常有用」的資訊，但根據我們的觀察以及私下對話，我們發現情況非常嚴重。那時是1月中旬，我們認為情況很糟糕，因為他們已經討論整個武漢是否要封城。但我不知道世衛何以沒有像之前對H1N1或 SARS那樣很快採取行動。SARS疫情爆發時，我們沒有充分參與，那時曾任挪威總理的世衛幹事長布倫特蘭（Gro Brundtland）博士雖然面臨很大的政治壓力，但仍派團來到臺灣，在那之前也要求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協助臺灣。這次我真的不解世衛的反應何以如此不同。
問：您說臺灣的專家在1月中旬到武漢時，當時是誰考慮封城？是武漢的衛生當局嗎？
副總統：因為武漢各醫院的情況真的很糟，在武漢時，我們發現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們比較重視住院的重症病患，當我們問及後續如何追蹤、照護密切接觸者及輕症病患時，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我們認為，如果能密切追蹤接觸者，將病患隔離在醫院治療，這樣病患就不會把疾病傳播出去，但他們並未處理輕症病患的密切接觸者。
問：整體而言，對中國因應這次疫情，以及病毒的起源，您有何看法？
副總統：我認為武漢的第一線醫護人員在照顧不明原因的非典型肺炎重症病患方面做得很好，他們也盡力和武漢的衛生官員及衛生當局分享資訊，但我不知道為何這些資訊沒有被重視。作為一個流行病學者或感染科醫生，通常我們都會想到，一旦醫院有同類病患群聚，重症病例往往是冰山一角，必定有很多人已經受到感染，這也是武漢的一些醫師和同僚分享警訊的原因，可惜沒有受到重視。
問：您認為是政治掩蓋疫情？
副總統：我真的不清楚，但如果和醫護人員的警示相比，這些警示不但沒有傳給社會大眾，更沒有傳給全世界。
問：您稍早提到，臺灣疾管署在PTT上看到武漢當局發出的通告，通告上說什麼？
副總統：通告上說有7例非典型肺炎患者，但不認為是SARS，所有可能的病因都已檢測，全部的病患也都進行隔離治療。PTT上也有衛生當局的通告，但只是一般性的通告，不是嚴重警示。
問：據說病毒是從市場開始的，以醫學角度來看，您認為可信嗎？
副總統：他們本來說病毒是起源於華南海鮮市場，但如果再看這份舊報告，最先在學術期刊發表的42個病例，大約有10例沒有去過華南海鮮市場，所以，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提示，華南海鮮市場可能不是感染源頭。12月初的武漢病例，1月中旬在泰國、香港、還有日本都有病例出現，這些病患也都沒有去過華南海鮮市場。或許那裡有小型的群聚，但並非所有病患都在那裡感染，我認為，以流行病觀點來看，一旦有一個病患或一群病患出現時，就必須清查所有的接觸者，然後再從接觸史追蹤出感染源，並追蹤周圍的人是否也已受到感染，但他們從來沒有去處理輕症或無症狀病例。
問：未來，我們不可能永遠保持孤立或是關閉邊境，你認為解除封境的正確退場策略為何？是依階段、社群或分區解封？
副總統：基本上，我認為，新冠病毒會像流感一樣，具有高度傳染力，大部分病例屬於輕症或無症狀感染者，會透過飛沫及污染區傳染，因此無法完全消除，而會與我們共存。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會像2009年的H1N1新流感。所以，我們一定要準備好和這個病毒長期對抗，這也是我們必須研發快篩和抗病毒藥物的原因。有了快篩和抗病毒藥物，輕症病例就可以到一般診所進行快篩，一旦確診，可以立即以抗病毒藥物治療，社區診所的醫師就可以治癒輕症病例。重症病例可以送到醫學中心，醫學中心也可以進行快篩及提供抗病毒藥物治療病患，治癒後，病毒作用減低，也就不會傳染人。使用抗病毒藥物治療病患時，是要治癒病患，並保護所有與病患密切接觸者不被感染。第三，未來一年或一年半之內，我們或許就會有疫苗，就可以像2009年流感疫情一樣，利用疫苗防疫。但在這之前，我們絕對必須保持社交距離。我剛才提到，不需要停止所有活動，只要過半的民眾減少50%的社交接觸，大家就能有限度地繼續日常生活，只是要稍微設限，過著所謂「半正常」的生活。
問：在退場策略方面，全球是否有比較好的協調方式？每個國家所處階段不同，要如何重啟旅遊和貿易？如何協調因應？
副總統：為了協調國際運輸等，我認為所有國家都必須公開資訊，讓各國的情況公開透明，例如，必須讓人民了解，有些國家只有零星的病例。我們需要進行血清流行病學研究，對民眾的血液進行採樣，了解各國的感染狀況。而且，我們必須確保疾病不會傳播出去，必須十分謹慎，確保不會再爆發大流行。我曾和哥倫比亞、約翰霍普金斯及史丹佛等大學的同僚討論過何時回歸正常生活，我們還在思考，我們都還沒有準備好。我剛才提到，除需要研發新的快篩檢測、抗病毒藥物和疫苗外，同時也還需要限制社交接觸的頻率。
問：可否談談臺灣在新的快篩檢測和疫苗開發方面的貢獻？
副總統：臺灣有三組團隊正和不同的國際團隊合作研發疫苗，一組是中央研究院，另一組是國家衛生研究院。第三組是基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和美國衛生研究院合作研發疫苗。所以，我們在臺灣有疫苗研發團隊和歐盟及美國的夥伴合作研發。至於快篩技術，他們正在準備病毒原型，中研院正和一些歐盟國家討論中。臺灣和捷克已經簽署雙邊合作協定，共同研發。快篩有兩種，一種是檢測抗原，現在我們是利用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RT-PCR）來做，但希望有一天可以有更快的檢測技術。另一種是檢測血液中的血清學標記（serologic markers）和抗體。所以，快篩有兩種方式可以做。希望一切進行順利，能盡快獲得許可。當然，我們會很樂意和世界各國分享所有新的快篩技術，就像分享口罩一樣，我認為這很重要。至於藥物，我們有奎寧，也參與了瑞德西韋的臨床試驗，臺灣的臨床試驗似乎相當成功，瑞德西韋對重症病例相當有效，對輕症效果甚至更好。至於輕症病例是否應該使用抗病毒藥物，我們同仁還在討論。輕症病患會自然康復，但有可能會傳染給人。如果使用抗病毒藥物治療輕症患者，除自身會更快康復外，也能降低傳染人的機會。現在，在臺灣同時有兩組臨床試驗正在進行，一組是重症病例，另一組是輕症病例。
問：您認為會很快恢復正常生活嗎？
副總統：我曾經預測5月底，但很難預料。不過，我認為歐洲疫情已過顛峰期，正在趨緩，而美國還在攀升中，希望5月底看得到疫情的曙光。我無法準確預測，但我認為所有國家都已動員起來，做得比一個月前好多了。我們協力抗疫，這是全球化的好氛圍。
問：您說證據顯示病毒非源於武漢市場，有否跡象顯示來自哪兒？
副總統：要追蹤零號感染源，非常困難。如果零號病例是輕症，就永遠找不到。根據所謂的新冠病毒醫療金字塔，幾件嚴重病例，僅占總病例的一小部分，就像冰山一角，許多輕症甚至無症狀的病例藏在金字塔底層，所以，識別新冠病毒的零號病例要比SARS困難得多。至於生活何時可以恢復正常？我們對於無症狀和輕症，必須非常小心。如果有健全的通報體制，就可以檢測出現輕度呼吸道症狀的患者，然後確定可能的感染源，能做到這一步，才能放心說我們安全了。